从我记事起，屋后就有一片野生茶园。听尖嘴爷爷说：是老鸦叼种稆生的;瘪嘴奶奶又说：是老鸦屙籽种下的……说法不一，但老茶枯了，摇下茶籽，翌春发芽，遇风就长，有了今天这般葱郁。

儿时，我常在这片浓荫匝地、冠幅闭垄的茶地里捉迷藏、跃茶垄。当牵牛星刚刚打横，雄鸡收藏了笛号，尖嘴爷爷就捶我的小屁股起床，踏着湿漉漉的小径，绕到屋后那片黑森森、乌紫紫的茶园去采茶。我性子急，胡扯乱拽一篮子，送到爷爷面前表功。谁知，他不给好脸看，训我要采三片叶，轻撇快提，眼准手稳，不能损坏茶树，伤了经络。

“采回的鲜叶要立刻加工，不炒隔日叶，放蔫了会降低茶叶内质。”每次采茶回来，爷爷火烧屁股般地燃起茶锅，抓2斤左右的鲜叶放到热锅里杀青，然后将翠绿欲滴的叶尖捧到一个很光滑的木板上轻揉细搓，说是要揉动每根茎筋，接着，进行有节奏的甩条。我眼馋，上去帮忙，被爷爷喝住，让我老老实实站在一旁观看。只见他将甩好的茶条又重新上锅，大约过了几分钟，便端来早已燃红的炭火，将一个特制的炕篮放在炭火上，然后把甩直的茶条均匀地捧到炕篮上，每隔十分钟翻动一次，连续三遍后，茶叶焦脆靛青，郁香扑鼻。

包装茶叶，可谓是爷爷的“专利”。对零星用茶，就装在“退休”的瓶胆里。对库存茶，他找来事先备好的铁桶，在桶内放置塑料袋，袋内套上白纸，白纸顶端放上两块鸡蛋大小的焦炭，说是用来防潮吸渍的，然后打蜡封口，待到腊月挑到街上销售，每次回来都能掏出十几张“大团结”，爷爷笑得合不拢嘴，全家人陪着乐。

自从懂事儿起，我对这片茶园有了新的认识──一家三代七口人仰仗茶园生存。当时，爷爷几乎把全部身心投了上去，春施饼肥，夏至浇水，秋到翻垄，冬临整枝，硬是把那片茶园培育得枝肥叶茂，成为全家人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“银行”。记得有一次，奶奶患了伤寒病，住院花了500多元。为了弥补亏空，爷爷喝茶稀了，茶叶也着少了，再也不哼茶歌了，直到填补了损失才露出笑容。令人心酸的是，有一年割“资本主义”尾巴，乡村干部上门动员灭小资产阶级。爷爷辩驳：茶树自生自灭，碍谁的事!但是拗不过，乡村干部指挥不谙世事的学生掘根砍枝，临走放了一把火。那段时间，爷爷凄楚无比，整天骑在茶垄上闷头抽烟，老脸木讷了一个冬春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富民政策吹进山隅。那当儿，我入伍离开了故乡。不久，家乡推行了承包责任制，那片茶园被划分给我家承包。翌年谷雨，我收到了爷爷寄来的一封家书和一包春茶，说那片茶园的茶树长势比过去更盛更壮，靠茶叶收入支撑弟妹上学识字。可是第三年冬，我又意外收到父亲发来的电报，说爷爷倒在那片茶地里。我沉痛不已，回电建议将爷爷葬于茶园旁，让老人家生前种茶，死后护茶，一年四季闻茶香。

几年后，我换防到了南疆。当我戴上闪闪的军功章时，内心由衷呼唤：全是信阳毛尖茶养育了我呵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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